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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郝如玉近日表示，有關征收 房地產 稅的法案仍在起草過程中；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則預計房地產稅法最早將在2017年底前通過；而中國社會科學則在近期發布的《中國住房發展(2016中期)報告》中建議，在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開征房地產稅。

　　有關房產稅的不同版本也在民間流傳。有人計算，100平方米的房產一年要交5000元，也有人說一年要交11萬；有人說免稅面積為每人20平方米，也有人說是60平方米；有人說房產稅主要是幫助地方穩定 財政收入，逐步取代“土地財政”，也有人說，這是為了調節財富分配、抑制房地產市場投機等。

　　事實上，上述有關房產稅的內容，近10多年來就沒有斷過。“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”，是十八屆三中全會60項改革任務中的一項，相比之前“穩步推進”、“適時推進”等表態看，本屆政府對房地產稅制改革的決心和力度更大。現在，需要正本清源的是，房產稅究竟用來干什么？本源看，組織財政收入、調節收入分配和經濟結構是稅收最主要的功能。

　　國際經驗顯示，從建設公共財政、回歸服務型政府來看，以房產稅為主的財產稅的優勢最突出。自1998年開啟“房改”以來，盡管土地財政在補缺政府收入、支持城市建設上功勛卓著，但也引發了一連串負面效應，比如“經營城市”激勵與服務型政府漸行漸遠，投資驅動型依賴阻滯經濟轉型，資產泡沫帶來系統性風險隱患，城市“攤大餅”擴張帶來沉重債務等。我國房地產市場已進入“下半場”，城鎮戶均住房擁有超過1套，新房開發空間“見頂”全面制約“土地財政”的可持續性。另外，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復蘇緩慢，加上我國成本優勢減弱，出口自2012年以來連續4年半下滑，而制造業“去產能”全面提速，傳統工業對稅收的貢獻降低。同時，城市化率超過50%以后，人口進城速度減緩，過去年均2000萬的農業轉移人口未來會降至1000萬。

　　基于土地財政式微，傳統的來自工業的流轉稅制難以承受重負，地方政府必須要探索新稅源。當前，城市化也已進入“下半場”，即服務業主導的都市圈時代。一方面，未來新增轉移的1.7億至2億人口將向三大都市圈為主的區域轉移；另一方面，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既有人口也將向服務業為主、收入水平更高的都市圈遷徙。未來，至少有2億人進入三大都市圈、4億人進入到規劃的20個都市圈。

　　人口集聚，生活和生產服務業要大發展，而都市圈首位城市(京滬穗深)、副中心(寧杭蘇等)現代服務業前景更可觀，比如金融、物流、互聯網、文化創意、商貿旅游等。服務業主導，必然意味著民營私營經濟快速發展、居民收入增長更快，而不是過去工業主導下企業(特別是國企)收入增長更快。而且，城市化和房地產快速推進了20多年，城鎮居民已占到了近60%的份額，居民財產和資產擁有快速增加，比如房產占據了居民財產70%的份額。

　　2013年，我國第三產業對 GDP貢獻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，此后兩年，第三產業貢獻繼續擴大。由此，過去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自然要向以所得稅和財產稅為主轉變，這不僅是為地方政府開辟新財源，更是我國財稅改革和公共財政建設的必由之路。近年來，個稅改革(從分類計征向綜合計征轉變)，房地產稅制立法及土地到期續期、不動產統一登記等法理和技術基礎上的改革和攻堅相繼展開。這都在明確無誤地顯示，以所得稅、房產稅為主的財產稅的新稅制正在形成。

　　除財稅改革外，調節收入差距、經濟結構是開征房產稅的動因之一。發達國家三大縮小貧富差距的稅——房產稅、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，至今我國無一征收。在城市化“下半場”和服務業大發展時代，居民收入差距空前擴大，主要就表現在財產和資本收入上。但現有的個人所得稅已無法發揮調節作用。未來，在“三期疊加”趨勢下，貨幣寬松不變，全國資金尋求避險地，京滬穗深、寧杭鷺蘇集中了全國30%的優質公共服務，人口吸附能力有增無減，房價漲勢難擋。去年以來，熱點城市房價暴漲、住房“豪宅化”，就在于上述原因。

　　因此，熱點城市(特別是京滬穗深)迫切需要提速房產稅。一方面，為來勢洶涌、愈演愈烈的投資保值型購房需求降溫，并通過房產稅的調節作用，將人口和購房需求疏導至都市圈副中心城市、中小城市，以經濟手段促進都市圈建設；另一方面，通過房產稅，將都市圈化過程中巨大的空間溢價收入預算化，并反哺為都市圈內教育、醫療、就業、文化、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均等化投入，降低人口進城成本，釋放外來人口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，促進服務業進一步發展，構建內需社會，完成經濟轉型。

　　這么看來，房產稅的定位，應是在財富調節稅缺失的情況下，基于存量財富重估的、具有累進性質的資本利得稅。當然，開征房產稅，也是以經濟手段取代行政手段，控制熱點城市樓市泡沫化傾向。